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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门庆投资的层次很丰富:经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的性格
发布日期:2019-12-21 20:4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西门庆政治投资的层次很丰富。如第36回,新科状元、蔡京的干儿子的蔡蕴(字一良)路过清河县,经翟管家介绍,到西门庆这里“打抽丰”。西门庆摆酒招待,临上路时馈赠绸缎、合香,还赠送一百两银子。蔡状元感激不尽。日后蔡状元点了两淮巡盐御史,和宋巡抚一同出京赴任,路过清河,西门庆又一次大摆宴席招待,又是吃饭、又是唱戏,一席酒饭花了“千两银子”。然后又备了两份厚礼送到官船上,不但有美酒羊羔、花红缎匹,还包括所有的金银器皿、象牙筷子,都请两位大权在握的现任官僚“笑纳”。——当然,西门庆是不花“冤枉钱”的。在酒席上,西门庆就提出:我这里有三万盐引(古代盐铁官卖,盐引是国家允许贩盐的凭证),将来到你那里支盐,请多多关照。蔡状元满口答应。后来西门庆派人很顺利地支取官盐,买了好价钱,所获利润,当然比这顿酒席钱多得多。

  另外,西门庆大张旗鼓招待二位,还有特别的效应。当时他家高搭彩棚,演戏奏乐,大吹打擂,“哄动了东平府,大闹了清河县,都说:‘巡按老爷也认的西门大官人,来他家吃酒来了。’”地方上的守备、都监、团练也连忙率领本部人马,把守左右街口伺候。——这个宣传效应是无形资产,同样有着无法计算的价值。

  在官场上花钱,是政治投资。但对待朋友,他的大方就不容易理解。小说第一回,就写西门庆“热结十兄弟”,其中有应伯爵、谢希大、祝实念、孙天化、吴典恩、云理守、常时节、卜志道、白赉光。这些人有的是商人出身,也有官宦子弟,如今大都家道败落,整天游手好闲、到处帮闲钻懒,是一群篾片式的人物。他们围绕在西门庆周围,吃喝嫖赌,在妓院中鬼混,讲笑话、找便宜,有时也帮西门庆介绍点生意买卖,替人说个人情,从中拿点好处费。这本来是很讨厌的一群,西门庆以大哥自居,对他们居然很宽容。在金钱上,也显得颇为慷慨。

  小说写西门庆与兄弟间的借贷有三次:一是吴典恩当上清河县驿丞,要置办衣服鞍马,还要上任摆酒,都需要钱。他写了一张一百两银子的借据,写好月利五分,向西门庆告贷。西门庆拿笔把利钱抹了,说:“有应二哥作保,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。”十分大方。倒是后来吴典恩恩将仇报,想要陷害吴月娘。在这件事上,小说家的立场显然是站在西门庆一边的。西门庆另一个兄弟常峙节没有房子住,向西门借钱买房。正赶上西门庆手头没钱,拿了十二两碎银子给他应急。后来西门庆有了钱,主动拿出五十两银子让应伯爵送去。还说,除了三十五两房钱,余下的让常峙节开个小铺儿,每月赚点钱,养家糊口。这笔钱没写借据,估计是不要他还的。第三件事是应伯爵生儿子,没钱,在西门庆面前哭穷。西门庆问他需要多少钱,他说二十两就够了,还拿出个事先写好的契约文书来。西门庆让小厮拿出一封五十两银子来。应伯爵说太多了,西门庆说:“多的你收着,眼下你二令爱不大了?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,到满月也好看。”连契约也不要。估计也不要他还了。

  这些事不大好理解:一个算盘很精的商人,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,对妻妾尚且一毛不拔,为什么对待这些酒肉朋友如此仗义?我个人百思不得起解,勉强想了一点理由:

  其一,人是社会动物,适于群居,每个人都有与他人交流的需要。西门庆身边聚了这样一批酒肉朋友聚,常常在一起吃酒聊天、插科打诨、讲无聊笑话,正好填补西门庆空虚的精神生活,满足了他交往的需要,也算是“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吧”。

  其二,西门庆是地方一霸,能称霸的人,自然不会是光棍一条。“一个篱笆三个桩,一个好汉三个帮”,必然要聚一帮狐群狗党,聚拢成一股人气。西门庆则从中满足领袖欲和自尊心。

  第三,西门庆与这几个人也是互相利用。作为地头蛇式的人物,西门庆的根子扎在底层,这些人可以给他提供信息,例如应伯爵就几次给他介绍买卖,吴典恩曾帮他押送寿礼等等。另一方面,这些人的境遇都远不如西门庆,他们之所以依附于西门庆,也是各有算盘,要仰仗他的财势,从中捞一些好处。人家对你众星捧月,并不是无偿的;你一毛不拔,人家谁来赶着你叫“大哥”?西门庆深深懂得这一点,所以对他们出手很大方。

  总结一下,西门庆花钱,一部分花在个人的享受上面,但用的不多。对待妻妾,甚至可以用吝啬来形容。他的钱主要用来投资,一是经济上的投资,开店铺,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,花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。再一方面是政治投资,有时这比经济投资获利还要多、还要快。此外还有一些花销,像资助结拜兄弟等等,也是一种社会投资,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。另有一些投资,例如刻印佛经等等,其实是寻求一种心理上的慰藉,希望冥冥之中有保佑。在这一方面,西门庆和他的妻妾们也是肯花钱的。

  西门庆的金钱,也为他买来了社会地位。他身为五品官,比七品知县还要大一些。这同时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商人地位大大提高的历史现象。

  例如蔡状元那样的人,也算是社会精英、士大夫中的顶尖人物,居然与一个商人出身的武官打得火热,还不是因为西门庆有钱?在西门庆与蔡状元的对比中,似乎西门庆还占着上风。例如蔡状元留宿西门庆家,西门庆给他找了个妓女陪宿。蔡状元受宠若惊,给妓女题了一首歪诗,第二天早上,又拿出一两银子,用大红纸包着,郑重其事地交给妓女。妓女嫌少,拿给西门庆看。西门庆笑着说:“文职的营生,他哪里有大钱与你?这个就是上上签了。”——由此可见,西门庆从内心看不上寒酸的文职官员,说话带有居高临下的味道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中国历史上,商人地位一直不高。士、农、工、商,商人奉陪末座。因为中国的传统经济形态是农耕经济,以农为本,商人操末业,位居农人之下(这个“农”其实主要指地主)。

  例如,汉代规定,商人不准穿绸缎衣服。南宋时,著名诗人陆游给子孙留下遗言:如果不能做官,就回乡务农,千万不能做市井商人,辱没了祖先。到了明初,朱元璋仍然规定:全社会以农为本,以商为末。农夫可以穿绸缎衣服,商人只能穿布衣裳。农夫家里如果有一人经商,也不能穿绸缎衣服。

  然而不过二百年,到十六、十七世纪,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孟玉楼改嫁之前,面临两个选择:一是嫁给商人西门庆作妾,一是嫁给尚举人做继室。尚举人有功名在身,家里有田产,是士绅、地主;作继室也比作妾地位高很多。但孟玉楼宁愿嫁给商人西门庆作小老婆。这体现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共识:在财力、社会地位和前途上,商人已经远远压倒了地主、士绅。连蔡状元、宋巡抚都主动与商人西门庆交接,权倾当朝的蔡京在西门庆送来的厚礼面前也笑逐颜开,都说明了这一点。

  我们说,西门庆这个商人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。——说文学人物写得好,有两个概念:一是文学人物本身很可爱,例如《水浒传》中的鲁智深,“禅杖打开危险路,戒刀杀尽不平人”,是个无私无畏的英雄,非常可爱,读者都喜欢他。另一概念是作者刻画得好,例如《三国》里的曹操,奸诈狠毒,从道德评判上,没人喜欢他。但作者能把那股老奸巨猾的劲儿写出来,这属于“写”得好。西门庆就属于“写”得好的人物。这样的文学人物有一个鉴别的方法,就是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一出场,读者就不禁精神为之一振,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他如何说话、如何做事,希望他在场面上多呆一会儿——这就是人物“写”得好的标志。西门庆就是这样的人。

  在晚明那个特殊时代,小说里的商人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不再是守财奴,吝啬鬼,不再是獐头鼠目、令人鄙视的形象。而是出手大度、成竹在胸、引领社会潮流、令人又艳羡又忌妒的角色。尽管小说里的西门庆是个奸商,是个贪官,是个恶霸、市侩,但我们不能不承认,他是个有力量、有能力的角色。他有眼光,会看风向,善于钻营,能随机应变;有掌控局面的能力,做事有明确的目的性,沉得住气。他不受任何既定的道德规范的束缚(包括上层的和底层的道德伦理)。但他也不是无原则的。例如收受贿赂,不是什么钱都要。他曾批评夏提刑,说是见了钱就不顾体面。——夏提刑不是商人,没见过大钱,因此在金钱面前表现得很“下作”;西门庆是商人,小钱看不上,小买卖不做,犯不着。另外,他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。他曾抱着官哥说:“儿,你长大来,还挣个文官。不要学你家老子,做个西班出身(武官),虽有兴头,却没十分尊重。”此外,西门又是个有力量的男子,他与蒋竹山争夺李瓶,玩弄对方于股掌之间。

  有一点让人想不通:西门庆在某些时候居然会因情而流泪。有人说:那是鳄鱼的眼泪吧?其实,在西门庆的感情世界里,有两副面目。一副是人欲横流的色情狂面目:他有一妻五妾,和家中所有的丫鬟及仆人的女人都有不正当关系;在外面包占妓女,还和一些官宦人家的妇女有染。而他的另一副面目,又像是个多情男子。例如李瓶死后,他几次痛哭。一次是面对李瓶的遗体,他“口口声声只叫:‘我的没救的姐姐,有仁义、好性儿的姐姐!你怎的闪了我去了?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!我也不久活于世了,平白活着做甚么?’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,大放声号哭。”此后又“磕伏在他(她)身上,挝脸儿那等哭,只叫:‘天杀了我西门庆了!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,一日好日子没过,都是我坑陷了你了!’”另一次是李瓶儿出殡演《玉环记》,台上演员唱:“今生难会面,因此上寄丹青。”西门庆“忽想起李瓶儿病时模样,不觉心中感触起来,止不住眼中泪落,袖中不住取汗巾儿搽拭。”还有一次是作法事后,夜梦李瓶嘱他提防“那厮”(似至花子虚)伤害,“没事少要在外吃夜酒,往那去,早早来家,千万牢记奴言,休要忘了”。两人在梦中抱头痛哭,醒来眼犹红。最后一次是在东京宿何千户家,又梦李瓶儿,相抱而哭。这些情节,写得都不牵强,给人很深印象。

  怎么理解西门庆在感情世界中的这种矛盾现象呢?我认为,小说家受市井文学的局限,在写性的一面时,有迎合市民听众低级趣味之嫌。如果将这方面的过度形容适当削减,这个人物还是相当成功的,足以与一流小说人物相比。鲁迅说《金瓶梅》能“一时并写两面”,便是指这种两分法的人物塑造。如果说,《红楼梦》打破了好人一切皆好、坏人一切都坏的人物塑造模式,那么这种文学尝试,从《金瓶梅》就开始了。

  《金瓶梅》开始探索人性的复杂与矛盾,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,为什么不可以有基于普遍人性的夫妇亲情?况且李瓶对于西门庆,有着不同一般的象征意义。李瓶的到来,不但给西门庆带来金钱,也带来了财运旺盛、官运亨通的好势头。李瓶还给西门庆生了个继承人,这让西门庆欣喜若狂。然而随着官哥夭折及李瓶之死,似乎意味着这种好运道的终结。玳安说西门庆“不是疼人,是疼钱”,这话并不公允,因为李瓶并没有把财产带进棺材。然而她似乎带走了日进斗金的运道和家族兴旺的希望,因此西门庆的眼泪,也仍然是带有利益权衡的商人的眼泪;玳安的话,并非全无道理。

  总之,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新型的人物。我们不一能用传统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他,而应把他当作明代中后期一个活生生的的商人标本去认识,当作一个成功的文学人物去欣赏。商人作为新兴阶层,在晚明社会正处于上升阶段,他有着无穷的欲望,表现为不加节制地去攫取金钱和女色。正是这种欲望,给了他们开拓进取的力量。但也正是这种不加节制的欲望,导致了他们的毁灭。——西门庆最终死于纵欲过度。

  提到潘金莲,我们的印象是荡妇加妒妇。她在西门家得宠得势,占尽风头。按说,她的生活一定是最奢华的,穿金戴银、说一不二。但其实不然,她在经济上始终是个“低保户”。她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,甚至连件像样的皮袄也没有。这又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一次元宵节,吴月娘带领众妾到她的大妗子家吃酒赏月。忽然下起雪来。吴吩咐小厮回家给“娘儿们”取皮袄,而吴月娘忽然想到,在所有妻妾中,惟独潘金莲没有皮袄。吴月娘吩咐,把当铺里人家当的一件皮袄拿来给潘金莲穿,这在潘金莲看来,是件很丢面子的事,因此当众发誓:“有本事,到明日问汉子要一件穿,也不枉的。平白拾人家旧皮袄披在身上做甚么!”——然而潘金莲的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。

  这难道不是十分奇怪的事吗?西门庆家“钱过北斗,米烂陈仓”,给朋友五十一百、出手大方;行贿送礼,更不用说。而一个备受丈夫宠爱的妻妾,居然没有一件像样的皮袄,怎么回有这等事?其实此事背后透露的消息是:西门庆家实行的是“二级经济核算制”。妻妾各自为银钱核算单位,你自己有“梯己钱”,就多用;没有,就少用或不用。要想从西门庆那儿要一文钱,也是难上加难。

  众妻妾中,吴月娘是嫡妻,在经济上有特权。原则上讲,全家的财产应当由她来掌握。况且她的娘家是千户,也有钱。孟玉楼、李瓶儿都是富孀,这使她们出手大方、广结人缘。李娇儿是妓女出身,私房钱不少;还在家中管过银钱账目,可能也“搂”了一些钱。西门庆死后,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趁乱偷了几锭大银子,再回妓院、重操旧业。——至于孙雪娥,本来是个收房的丫鬟,实际地位是厨子头,大家从来没有把她当“四娘”看待。

  剩下一个潘金莲,虽然也是寡妇再嫁,但她本是个穷裁缝的女儿,父亲死后两次被卖,后来被嫁给“三分像人七分像鬼”的武大。以后与西门庆勾搭上,害死武大,嫁给西门庆。——但是她的到来,却没有带来一个铜板。

  如前所说,西门庆的婚姻观是商人的婚姻观,娶妻纳妾是生财手段之一。吴神仙曾给西门庆相面,说他“一生多得妻财”。对于妻妾,西门庆的经济政策是只进不出。——西门庆花钱有目的性,是要“以钱生钱”的。妻妾已经嫁过来了,连人带财产都归属自己了,还有什么必要在她们身上花钱?

  在这样一个充满铜臭气的家庭中,女人的人格尊严是靠金钱维持的。女人都爱美,但必须自己掏钱来打扮自己。李瓶最有钱,带了许多首饰衣服来。她有一件金丝狄髻(狄髻是笼假发的网子,一般只有贵族妇女能戴),重九两,价值近万。李瓶是个很低调的人,生怕戴起来招眼,惹其他妻妾忌妒,因此先问西门庆:吴月娘有没有?西门庆说有银的,没金的。李瓶就不肯戴,让西门庆拿到银匠家,打两件样子比较普通的首饰戴。潘金莲知道了,求西门庆把剩下的金子替她也打一件首饰。西门庆笑骂:“单管爱小便宜,随处也掐个尖儿。”

  后来妻妾们托陈经济到外面买汗巾,潘金莲要一条素色的。她自己解嘲说:往后戴孝时用。其实是因为素色的便宜些。最后还是李瓶掏出一块银子,替大家“埋单”。——潘金莲是个拔尖抢胜的性格,但在这些时候,就只能“英雄气短”了。

  李瓶因为钱多,手也松,“用钱撒漫”,所以上上下下都喜欢她。经常出钱摆酒请客,让仆人买东西,给钱也宽。包括潘老老来串门,住在她屋里,临走又送鞋面,又送衣服、银子,因此潘老老说李瓶对她比女儿都好。

  而潘金莲的确薄情。第78回潘金莲过生日,潘老老来祝寿,下轿付不起轿钱,来找女儿讨。潘说:“你没轿子钱,谁叫你来?恁出丑百划的,叫人家小看?……指望我要钱,我那里讨个钱儿与你?你看着,睁着眼在这里,七个窟窿倒有八个眼儿等着在这里。今后你有轿子钱便来他家,没轿子钱别要来。料他家也没少你这个穷亲戚,休要做打嘴献世宝,关王买豆腐——人硬货不硬。……驴粪蛋面前光,不知里面受恓惶!”说得潘老老呜呜痛哭。丫鬟春梅事后说两句公道话:“你老人家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俺娘是争强不伏弱的性儿,比的不六娘银钱自有。本等手里没有,你只说他不与你。别人不知道,我知道。想俺爹虽是有的银子放在屋里,俺娘正眼也不看它。若遇着买花儿东西,明公正义问他要。不恁瞒藏背掖的,教人看小了他,怎么张嘴儿说人?……”吴月娘后来也知道这事,跟潘金莲说:你给她一钱银子,写账就是了。意思是写在西门庆的账上。潘金莲说:“他的银子都是有数的,只教我买东西,没教我打发轿子钱。”——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出,潘金莲也有她做人的原则,作为一个争强好胜的人,自有她的自尊。这种自尊体现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:我没钱,是众所周知,但我绝不去偷鸡摸狗,藏藏掖掖!

  仍然回到那件皮袄上。西门庆始终没有特意为潘金莲做一件皮袄。直到李瓶死后,潘金莲向西门庆要李瓶的那件,西们庆还舍不得,说:“单管爱小便宜儿,他那件皮袄值六十两银子哩,你穿在身上,是会摇摆的?”潘金莲连嗔带骂:“你与了张三、李四的老婆穿了?左右是你的老婆,替你装门面,没的有这些声儿气儿。好不好我就不依了。”好说歹说,到底把皮袄要到了手。——这件皮袄价值六十两银子,是潘金莲身价的两倍!

  也正因此事,引起吴月娘的强烈不满。一次两人吵架,月娘提到:“一个皮袄,你悄悄就问汉子讨了,穿在身上,挂口也不来后边题一声而……就是孤老院,也有个甲头!”后来月娘做梦,梦见从李瓶箱子里寻出一件袍子,被金莲劈手夺去,气得吴在梦里嚷:“他的皮袄你要的去穿了罢了,这件袍儿你又夺”。——对于正妻来说,一件皮袄让她大受刺激,甚至记挂在心,形诸梦寐。潘金莲这件皮袄,真的得来不易!

  然而这却不是西门庆特意给潘金莲做的,她穿的,仍是人家剩下的,不管它的价值有多高。这个故事带有一点悲剧的意味,同时也使我们明白:潘金莲为什么,为什么忌妒,为什么要利用自己的色相,紧紧地把西门庆拉在自己身边?她同众妻妾之间关系紧张、矛盾重重,也主要缘于对西门庆的争夺。——因为从性的角度去拉紧丈夫,是她的惟一的优势,也是惟一的选择。

  在这个金钱至上的家庭里,有钱才有地位,有钱才有人缘,有钱才有尊严,有钱才有生存空间。吴月娘没有丈夫的爱,她还有正头娘子的身份,偌大家产从名义上都是她的。李瓶、孟玉楼、李娇儿失去丈夫的爱,他们各有私房钱,足可以有体面地生活在这个家庭中。而潘金莲别无选择。丈夫的爱就是一切,一旦失去了丈夫的爱,她在这个家庭就一无所有,将被所有人踩在脚下,连一个得宠的丫鬟都不如!因此在情爱方面,她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,甚至是疯狂的、丧失理智的。也正是她的疯狂,最后送了西门庆的命!

  由此我们的出结论:经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并改变着人的性格。当我们批判潘金莲、忌妒的时候,我们还应当从经济的角度、食货的角度,以同情的态度想想她的处境,给古人以“了解之同情”(陈寅恪语),也许会对这个人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!

  从货币这样一个细节来推断《水浒传》的写作年代,可以感觉到侯老师敏锐的学术嗅觉。侯老师以晚明万历年间货币与今日之对折,来探讨当时的物价水准,并由此反映和分析了当时百姓生活衣、食、住、行的诸多方面。我们也可以今天的物价水准去遥想晚明时期百姓生活的众生相。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,把《金瓶梅》看成是晚明社会道德沦丧、价值颠倒的晴雨表。更可由此清楚,金融经济是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基础,百姓生活是否稳定,也是国家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生活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。

  《金瓶梅》写了作为商人的西门庆的发家史,了解了西门庆的五条生财之道和定向选择性极强的花钱之道,使我们了解到金钱和利润是西门庆的生命线及准则。从他发家的过程看,凡能想到的正当或不正当的赚钱手段他都用过了。从西门庆与当时百姓的贫富分化,还可以跟今天做个有趣的对比,一边是宝马香车的富豪,一边是贷了款的大量“房奴”以及根本买不起房的城市穷人。从前不久的一份报道中看到,美国的一个大富豪将自己财产的百分之多少全部捐献给社会。据这份材料称,在世界的富人堆里,单就具有慈善、悲悯和关爱之心而言,中国商人是最差的。商人由社会创造而积聚起来的财富,是否可以拿出一些还之于社会?唯金钱、利润至上的商人,是否可以多一点慈善、悲悯与关爱之心?另外,从西门庆的发家史,还可以联系到今天的一些现实,像赖昌兴,他的发家史与西门大官人多像啊!

  金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“淫妇”、“妒妇”,她原也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,她的堕落有一个渐缓渐变的过程。从她身上还可以看出,当一个女人的人格尊严只能靠经济来维持时,生命的悲剧已经开始了。潘金莲连一件皮袄都那么得之不易,最后只有以自己最擅长的性与淫,来要了西门庆的命。男以西门为戒,女以金莲为戒,可乎?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